简读《史记》之《周本纪》（下）：从礼乐之邦到礼崩乐坏

简读“二十四史”之《史记》

《周本纪》（下）：从礼乐之邦到礼崩乐坏

《周本纪》——记述了周人发迹以及周朝约八百年的简读历史，周朝分西周（公元前1046年－公元前771年）和东周（公元前771年－公元前256年年），史记东周大体相当于春秋战国，周之邦周朝是本纪崩乐中华文明奠基和扩大的时期，其所创建的礼乐一系列政治、经济、到礼文化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。简读

按照《史记》的史记说法，周公辅政七年之后，周之邦周公归政于成王，本纪崩乐成王驾崩后，礼乐又传位于康王。到礼周成王和周康王这两代君主在位时期，简读继续巩固和完善着周公的史记制度设计，周朝的周之邦社会在这几十年间呈现出一派井然有序的景象，用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上面的话来说就是“天下安宁，刑措四十余年不用”。至此，西周的历史迎来了全盛，史称“成康之治”。

成康之后，周朝又经历了昭、穆、共、懿、孝、夷、厉、宣、幽九王，到周幽王时期，西周正式宣告灭亡。目前，我们对西周的认识，相对比较清晰的是早期和晚期，而对西周中期的历史认识就比较模糊了，关键因素还是史料十分稀缺。

昭穆时期，周朝进行了大范围对外武力征伐，昭王南征楚蛮，最后溺水于汉江，而穆王则西巡边陲，四处游历，后世流传有《穆天子传》，讲的就是穆王巡游之事。由于昭王、穆王长期在外征伐和巡游，财富消耗巨大，国力空虚，周王室的权威也随之动摇，诸侯纷纷不来朝觐，周朝渐趋衰落。

昭穆之后的几代周王，虽然也做过一些努力，但周朝国力还是不可避免地在进一步衰败。这其中，还发生了一件特别匪夷所思的事件。

周懿王驾崩之后，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，理应由嫡长子继位，然而最终继位的却是周懿王的叔叔，即周孝王。在等级森严的西周宗法制社会里，周孝王是唯一一个违背宗法制原则继位的周王，而在现存所有文献史料中，却找不到关于周孝王继位原因的任何一条记载，《史记》也仅仅只是记载了王位传承关系而已，对周孝王的非正常继位没有作只言片语的解释。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，周孝王有可能是篡位夺取的王位，当然在没有史料支撑的条件下，这也只是一种假想而已。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周孝王违背宗法制原则继位的现象，毫无疑问是西周王室衰落的一个重要体现。

周孝王之后，王位回归到周懿王一脉，由嫡长子周夷王继位，嫡长子继承制也得以恢复。周夷王之后，历史就开始进入到西周晚期，西周晚期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君主，一个是暴君周厉王，一个是亡国之君周幽王。

周厉王以“专利”治天下（这应该也是“专利”一词的最早出处），将山川渔泽之利，尽归于己，而且不许百姓议论，百姓走在路上只能“道路以目”，相互使眼色。召公劝谏周厉王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”，然而周厉王不听劝谏，依然我行我素。

周厉王实行“专利”，让百姓失去了生计之本，周厉王堵塞言论，让百姓敢怒不敢言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，最终，一场暴乱发生了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国人暴动”。

在传统史学观念中，“国人暴动”被看作是一场平民阶层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革命性暴动。事实上，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，这里的“国人”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国人，也并非指平民阶层。

这就涉及到西周时代的一个重要制度——国野制。

我们知道，上古时期，邦国林立，大禹的时代就有“万国”，这个时代的“国”还处于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，绝大多数都是一城一国。随着城市的发展，人口的增加，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兼并，国家必然要建立新的城邑。一些比较小的国家可能只有几座城邑，一些比较大的国家则有十几二十座城邑。这些点状分布的城邑就是国，而在这些城邑之间的广大区域则被称作野。

那么，是不是居住在国都的人就是“国人”了呢？其实也不尽然，居住在国中的既有贵族，也有平民，还有工商业者、被征服者、农民等，“国人”的准确性质是指在国中拥有特殊政治权力的人，并不包括国中所有的居民，奴隶和被征服者是不属于国人的。相对应的，所谓“野人”其实就是非国人，国人之外的群体都是野人，主要居住于与国相对应的野外。

国人的主体是士。这里的士，也并非我们后世所理解的士人、士族，而是更多指战士。士一方面与君或大夫阶层有较近的血缘关系，另一方面也是基层的家族长，可以支配其子弟，是国人中举足轻重的一个阶层，可以左右国人的政治倾向，更能在贵族斗争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。因此，士这一阶层常常使国君感到不安，为国君所忌惮。[1]

如果理解清楚国野制的内涵的话，那么，“国人暴动”的性质也就清晰明了了。它绝不是一场阶级革命，而是贵族权力和王权的一次交锋，最终贵族的力量战胜了王权，抑或可以说，这是“王权重建的一次失败”[2]。

倒行逆施的周厉王，最终被赶出了国都，落荒而逃的周厉王最终逃到了彘（今山西霍州），并死在了这里。没有了周王的周朝，进入了一段扑朔迷离的“共和行政”时期，这一年也叫“共和元年”。

“共和行政”的传统解释是，当时的周公（周定公）和召公（召穆公）共同主持朝政，因此被称为“共和”，也叫“周召共和”。这种意义上的“共和”深合儒家的大同思想，因此，这种解释是流传最广的，同时也被《史记》所采用。然而，根据古本《竹书纪年》以及近年整理的清华简《系年》的说法，“共和行政”其实应该是一个名叫和的共国诸侯（即共伯和）摄政，这里的“共和”应是指人，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共和理念[3]。目前，这种说法已经得到了绝大多数历史学者的认同。

事实上，“共和行政”很可能是一个美丽的错误，让我们误以为早在西周时代就产生了共和的超前思想，真正的“共和行政”可能只是“共伯和”把持了当时的周朝国政。

国人暴动和共和行政，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件大事，重要之处不在于事件本身，而在于这两件事所发生的的年份是明确可靠的——即公元前841年。公元前841年成为了中国有明确纪年的开端，这一年犹如一座分水岭，在此之前的历史都是年代模糊的，在此之后的历史都有着确切的年代记录。传统史学有个说法叫“东周以上无信史”，就是说东周以前的历史都是靠不住的，其主要依据就是公元前841年这个年份。

为何中国的历史偏偏在公元前841年这个年份节点之前模糊不清呢？司马迁在《史记·三代世表》中给出了解释，他说从黄帝以来，即流传有谍记，都有具体年数记录，但是这些记录彼此不同，又相互冲突，无法把它们统一起来，因此他只能存而不论，只有从共和元年开始，所有的历史材料才有了统一的年份记录。

这是司马迁的解释。可见，在司马迁的西汉时代，对上古三代的历史记录就已经搞不清楚了，年份更是没办法搞清楚。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，他宁可让历史缺失，也不能给后世留下记录错误的历史，这种做法是无比正确的，司马迁不愧为良史。

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？在我看来，原因不外乎三点。一是文字在秦以前尚未统一；二是书写工具的简陋（主要以刀笔和简牍为主）；三是秦始皇时期曾在全国范围内焚烧书籍，史书是焚书的重点，直接导致大量先秦文献资料的丢失。

话题转回到“共和行政”。这段历史长达十四年，周朝国政重归于周厉王的太子，这就是周宣王。周宣王当政长达45年，在位时间非常久，要知道，在整个中国历史上，在位时间超过45年的帝王都是屈指可数的。

周宣王统治时期，周朝国力得到恢复，开创了一段中兴局面，史称“宣王中兴”。不过，这只是一场回光返照式的“中兴”，周宣王晚年便开始昏聩不堪，他的继承人更是历史上著名的昏君，这就是周幽王。

说到周幽王，就不得不提著名的“烽火戏诸侯”。据说，周幽王为了搏美人褒姒一笑，不惜点起烽烟，诸侯以为有敌情，率军前来勤王，然而却扑了一场空，褒姒因此发笑。周幽王如是者再三，连番哄骗诸侯，最终失去诸侯的信任。当申侯联合犬戎进攻都城镐京，点起烽烟之时，诸侯们却无一赶来支援，西周遂灭亡。

“烽火戏诸侯”是典型的“狼来了”的故事模型，戏剧性非常强烈，而且被司马迁记载入《史记》，因此，这个故事长期以来被人津津乐道，流传甚广。然而，越是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，越是存在历史疑问。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杨家将的故事，隋唐英雄的故事，以及诸葛亮借东风、空城计的故事，这些故事的共同特点都是，人物脸谱化，故事性很强，真实性不足。

事实上，“烽火戏诸侯”可能真的只是一出戏剧而已。根据学者考证，“烽火戏诸侯”的故事原型是出自《吕氏春秋》。《吕氏春秋》中有一个和“烽火戏诸侯”相似的故事，故事的主角人物也一样，最大的区别是烽火台变成了碉堡，点烽火换成了敲大鼓，也就成了“大鼓戏诸侯”[4]。“大鼓戏诸侯”更像是民间戏剧杂耍，有强烈的表演成分。因此，“烽火戏诸侯”本身很可能就是战国时期的戏剧剧本，和真实历史无关。

而且，点烽烟报军情是出现在西汉，西周时期根本不可能出现，而且褒姒每次看到诸侯大军纷至沓来，看到他们被戏耍的样子，就忍不住大笑起来，这笑点未免太低，也太奇葩了吧？笑点这么低的话，又何至于非得用点烽烟的方式取乐呢？钱穆在《国史大纲》中便持此观点，近年来清华简的发现和整理也再次证实了这一点，烽火戏诸侯断不可信。

那么，真实的历史究竟如何呢？《诗经》中有言：“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！”把褒姒看作是西周灭亡的罪魁祸首，这是典型的“女祸论”，是男权阶级不负责任的体现，国家兴衰又怎是一个女子所能左右的呢？但是，从史实的角度来看，在西周灭亡的过程中，褒姒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角色，或者说，在西周灭亡的过程中，褒姒确实是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。

我们结合古本《竹书纪年》和《清华简》的相关信息，西周的灭亡大致应该是这样的。周幽王宠爱褒姒，于是废黜了申后和太子宜臼，改立褒姒为后，褒姒之子伯服（伯盘）为太子，同时迫害宜臼，申后和宜臼就跑到了申国（西申国），申侯（申后的父亲）就把他们保护了起来。周幽王为了赶尽杀绝，便向申国发兵攻打，申国联合缯国（鄫国）和犬戎，双方在骊山发生激战，周幽王最终兵败被杀，西周遂灭亡。

可以看出，《清华简》所还原出的西周灭亡的情况，和《史记》所记载传统历史有非常大的区别。其一是，“烽火戏诸侯”是根本不存在，其二是，申侯来自西申国（这点曾长期困扰历史学界），其三是，周幽王不是被申侯和犬戎联合进攻的，而是周幽王主动出击兵败被杀的。

这就是“烽火戏诸侯”的历史真相，如果你认可我所讲述的这些的话，那么你会发现另一个巨大的历史bug。既然犬戎和申侯一起杀死了周幽王，那么犬戎和申侯就应该算是周平王（太子宜臼）的支持者，周平王何必要避犬戎之祸而东迁呢？

传统的历史课本讲到这段历史，一般都说，公元前771年，犬戎攻破镐京，西周灭亡，公元前770年，周平王东迁，历史进入东周。然而，历史的真相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甚至后世的苏东坡对平王东迁的历史大加指责，认为周平王东迁是舍弃祖宗基业，东迁直接导致了周王室的衰落，以及春秋战国的混战[5]。

事实上，当时还存在一个“二王并立”的历史局面，除了周平王宜臼之外，周幽王的弟弟余臣也被拥立为周王，史称周携王，二者之间分庭抗礼了二十多年，这段“二王并立”的历史最终以周携王被杀宣告结束。这是包括《史记》在内的很多历史文献所缺载的，就连苏东坡都不知道这段历史的真相

很显然，申侯是周平王的舅舅，周平王是属于申侯阵营的，不然他也不必为了躲避父亲的迫害而逃至西申国，因此，周平王就有了弑君弑父的嫌疑，即便他是嫡长子，很多诸侯也是不认可的，尤其是关东诸侯。于是，关东诸侯便拥立了周幽王的弟弟余臣，是为周携王，成为了另一个周天子。

然而，在关东诸侯内部也是存在分歧和斗争的。周携王政权威信不足，以晋文侯为首的几个诸侯对携王政权就非常不满，重新迎立周平王，杀死了周携王。

镐京早已破败不堪，同时关东又有大批蠢蠢欲动的诸侯，周平王想要重建周朝的统治，想要获取诸侯的拥戴，东迁就成为了他不得不迈出的一步，而且也是的唯一出路。由此可见，看似简单的平王东迁的背后，其实有着诸多历史的无奈和叹息[6]。

按照传统历史观点，公元前770年，周平王东迁，历史进入东周，平王东迁这一历史事件也成为东周历史开始的标志。但严格来说，周平王从即位到东迁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漫长过程，平王东迁的具体年代也绝非周平王元年，即公元前770年。

这就带来另一个新的问题，即平王东迁究竟发生于哪一年。

清华简《系年》对平王东迁有一段相关记载，完全颠覆了以《史记》为代表的传统史书的看法，但是由于文本释读存在诸多争议，东王东迁的准确年份至今仍未有定论。目前来说，历史学家们依据清华简《系年》对平王东迁的具体年代做了大量考证工作，得出了公元前750年、前747年、前738年等几种说法。当然，也有观点认为清华简《系年》的记载不足以推翻《史记》的记载，平王东迁就是公元前770年。

但是，不管哪一种说法为真，平王东迁的年代问题已经成为一桩难以回避的历史公案，如果搞不清其发生年代，两周之际的很多史实都将成为历史疑案。

比如，我们后文中要讲《秦本纪》，《秦本纪》记载秦襄公曾护送周平王东迁至洛邑，因而被周平王封为诸侯，秦襄公得以立国封侯，秦国自此建立，秦襄公自然也成为秦国的始封之君。但是，历史上的秦襄公是死于公元前766年，而如果按照清华简《系年》的记载，平王东迁的年代是公元前750年、前747年、前738年这几个年代的话，襄公护送平王东迁都是不可能的，要么是平王东迁的年代不对，要么是秦襄公的死亡时间不对，再或者是《秦本纪》把人物搞错了，护送平王东迁的应是秦襄公的儿子秦文公，以及其他多种可能。

事实上，两周之际的很多史事由于受《史记》的影响，长期以来让历史研究者如坠云雾之中，也正是《清华简》的发现和整理，使得两周之际的很多历史事件逐渐清晰起来。但是，我们不能因此而归咎于司马迁，这只能证明，在司马迁撰述《史记》的汉武帝时代，关于两周之际的文献材料已经十分匮乏和混乱了。

当历史进入东周以后，就是后世常言的春秋战国时代。小时候我们学历史都背过一首朝代歌——“夏商与西周，东周分两段，春秋和战国，一统秦两汉”。一般来说，大家都会认为东周就等于春秋和战国，即“东周=春秋+战国”。但实际上，历史不是简单的“1+1=2”，东周和春秋战国并不能完全划等号。

这是因为，东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从狭义的角度来说，东周是一个国家，即周天子作为宗主国所拥有的领土和人民，从周平王元年开始（公元前770年），止于秦灭东周（公元前256年），这是东周作为国家概念的年代范围。而从广义的角度来说，东周是一个时代，东周也就等于春秋战国，从周平王元年开始（公元前770年），止于秦灭六国（公元221年）。

东周的时代，可以说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，用孔子的话来说，西周时期是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，而东周时期则是“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在记述到东周部分，就很少再记述有关周王室的内容了，而是大量记载诸侯史事。这并非意味着东周王室的历史无事可叙，而是因为到了东周的时代，历史的主角已经不再是周天子了，历史的主角换成了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。

换句话说，东周是一个“天下无主”的时代，是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代，是一个大鱼吃小鱼、小鱼吃虾米的时代，更是一个社会剧烈变革和思想空前解放的伟大时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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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：

[1] 赵世超：《周代国野制度研究》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33、56-60页。

[2] 李峰《西周的灭亡：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。

[3] 许倬云《西周史》（增补版）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8。

[4] 《吕氏春秋·疑似》。

[5] 苏轼《平王论》。

[6] 晁福林《清华简〈系年〉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》，《历史研究》，2013（06）；王红亮《清华简〈系年〉中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年代考》，《史学史研究》，2012（04）。